再如：關(guān)于石濤的生卒時間，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，傅抱石《石濤上人年譜》和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》均記載為：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，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。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《山水》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："諸方乞食苦瓜僧，戒行全無趨小乘，五十孤行成往，一身禪病冷如冰。庚午長安寫此。"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《六十自濤詩》云："庚辰除夜抱疴，觸之忽慟慟，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，父母今生此軀，今周花甲……"后接七言詩，其中有"……白頭懵懂話難前，花甲之年謝上天……。"我們根據(jù)這兩件作品，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（1641），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，取的是整數(shù)，按一般寫文章的習(xí)慣是可多可少的。近看到石濤《花卉》冊十開一本，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："十四寫蘭五十六，至今與爾爭魚目，始信名高筆未高，悔不從前多食肉。"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："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"。按"丁秋"即"丁丑"，即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（1642），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。

文史知識
歷代帝王年號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，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，往往起著相當(dāng)重要的作用。
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(jié)時，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，而是相互交叉的。某個皇帝死了，又換了個新皇帝，有的就改了元，即換了年號，也有些當(dāng)年并沒有改元，依然沿用舊的年號。例如：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，是萬歷四十八年（1620）七月死的，八月朱常洛（光宗）做了皇帝，改元泰昌，僅一個月就死了，九月朱由校（熹宗）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，直到下一年（1621）才改元為天啟。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，萬歷只有47年，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。又如：朱由檢（毅宗）是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死的，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。
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，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，均是符合邏輯的，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，則不符合邏輯，是有問題的。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，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，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。崇禎年號的書畫款，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，同樣是符合邏輯的，例如：楊鉉《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》卷的款寫為："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，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。"這是無可懷疑的。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，以為崇禎只有16年，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。

在書畫鑒定中，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（避當(dāng)皇帝及先帝的名字）與避家諱（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）兩種。在鑒定學(xué)中，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，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。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：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一筆（多為后一筆），另一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，還有一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。例如：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《千字文》卷，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，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，因為該卷文內(nèi)寫明了是試雞毫，所以這一點就被忽略過去，該卷本幅確為宋紙，并有梁清標(biāo)收藏印多方，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。后來又發(fā)現(xiàn)該《千字文》"紈扇圓"的"紈"字被改寫為"團"字，應(yīng)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（因"紈"、"桓"讀音相近而避諱）。考黃庭堅寧四年（1105）卒，距欽宗靖康元年（1126）還有21年，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(yù)算避諱的道理，因此，肯定了這卷《千字文》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。

又如南宋趙構(gòu)（高宗）紹興二十三年寫的已被刻入《三希堂帖》的《行書千字文》卷，將文內(nèi)"玄"字改成"元"、"讓"字改成"遜"、"殷"字改成"商"、"樹"字改成"竹"、"貞"字改成"清"、"敬"字改成"敬"字少寫后一筆、"竟"字改成"馨"、"恒"字改成"齊"、"匡"字改成"輔"、"桓"字改成"泰"、"紈"字改成"團"、"丸"字改成"彈"、"朗"字改成"晃"、"懸"字改成"遷"。共計改寫了14個字，都是宋諱。"玄、懸、朗"避趙氏始祖名玄朗，"敬、竟"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，"殷"避太祖之父名弘殷，"匡"避太祖名匡胤，"恒"避真宗名恒，"貞"避仁宗名禎，"樹"避英宗名曙，"讓"避英宗生父名允讓，"桓、紈、丸"避欽宗名桓。

又如：約50年前，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，畫得很好，落款字?jǐn)?shù)不多，作品本幅十分整潔，所以有人要買。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，落款"玄宰"的"玄"字缺寫后一筆，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。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，沒有活到清代，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。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，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，對于鑒別書畫的真?zhèn)?，也有相?dāng)重要的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文史常識不多，那么，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，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?zhèn)螖噱e。

同時，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，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，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。例如經(jīng)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(gòu)（高宗）所書的《臨古二體千字文》卷，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，文內(nèi)的字均避唐諱（諸如"淵"、"世"、"民"等字均被避諱），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。
總之，避諱的問題是復(fù)雜的，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，根據(jù)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，要依據(jù)不同的條件，靈活掌握。

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，所以比較細(xì)；嘉、道以后拖尾長，卷子就粗了。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，手法亦異。熟悉了以后，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、何地的裱工，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。
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，手藝相當(dāng)高超，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、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，仍能裝裱如原裝。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(jīng)裝裱后，如果懸掛或正視，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。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，則原形畢露。所以，如果遇到裱得很厚，或者裝在鏡框之內(nèi)的書畫，就一定要特別注意。
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，保留原裝裱，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去。鑒別這類書畫，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?zhèn)瘟恕?br/>方琮的這幅山水所用材料為細(xì)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，此絹在書畫鑒定中應(yīng)為先的疑點。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亦稱燈籠絹，是—種紋路極粗的劣等絲絹，在清中期至民國時期，江浙湖洲一帶均有生產(chǎn)，此種絲絹的出現(xiàn)，當(dāng)是我國江南經(jīng)濟結(jié)構(gòu)急劇變化的—種反映。它的時代背景是：由于在清雍、乾兩朝鹽運的復(fù)蘇，促進了揚州濱海一帶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，當(dāng)時居住在揚州一帶的有錢人多為鹽商，據(jù)《康熙兩淮鹽法志卷二十七》記載：“山西、陜西、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”。由于這些擁資千百萬的鹽商出于商業(yè)的需要，為改變其社會地位而投資文化，而把養(yǎng)士、附庸風(fēng)雅、扶持文化藝術(shù)事業(yè)作為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手段。由于他們以巨資收藏書畫，推動了江南—帶書畫供求結(jié)構(gòu)的變化，書畫的需求量迅速提高，渤中書畫供求結(jié)構(gòu)的變化牽動了小市民，形成了以書畫裝點門庭的社會風(fēng)氣，這下子普通書畫的需求量則急劇上升，適應(yīng)市場需要的廉價裝裱材料—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應(yīng)運而生。此絹大致可分粗細(xì)兩種，細(xì)者經(jīng)絲緯絲齊整，紋路成方格，但經(jīng)緯絲之間均有一條絲的間距，這樣在經(jīng)緯絲組成的方格間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狀；粗者經(jīng)絲紊亂而緯絲齊直，經(jīng)緯絲間距不等，如紋格不直之紗窗。此絹價格極廉，可用作低檔書畫的裝裱材料，但細(xì)網(wǎng)網(wǎng)絹在當(dāng)時經(jīng)過特殊加工后可作為書材料。至清，當(dāng)網(wǎng)網(wǎng)絹出現(xiàn)之后，便發(fā)展為以糊中纏土托絹，糊中纏入白笈將落絲。當(dāng)絹拓出后，絲格間均以漿工添平而不漏底，使絹面平光如紙而能作畫自如。從現(xiàn)今流傳的此等托絹的畫作看，幾乎皆為清同光以后所畫，而此絹在清末畫家中除極少數(shù)廉價售畫的不畫家使用外，大多是坊間的行畫在使用，—般畫家均不使用。故方琮的這隔山水以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。由于材料粗糙，所鈐小印幾乎看不清為何字。從裝裱看，亦為民間粗制花綾所裱。這些皆是緣于成本合算，當(dāng)時本為普通商品畫，面向普通購買者。
揭裱舊字畫和名人字畫常用的是揭二層，第二層透過來的墨與原作相差不遠(yuǎn)，再加以重新填墨、潤色、裝裱、加蓋印章，其神采便會溢于紙外，欺人效果更佳。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所藏，各有一幅趙之謙《牡丹》圖軸，二者幾乎完全一樣，經(jīng)鑒定才知道，沈陽故宮所藏之《牡丹》圖，是作偽者揭二層所為。用這種辦法“復(fù)制”古舊字畫和名人字畫要求揭裱水平很高。如果稍有懈怠，便會弄巧成拙，不但所揭之書畫神采全無，就連原跡也可能毀于一旦，悔之晚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