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?zhèn)位祀s。有的把題跋與繪畫割裂開來，重新補配，裝裱成卷，這樣就變成真畫假跋、假畫真跋兩件東西了。也有所謂“雨夾雪”的辦法，從一部冊頁或一堂屏條中，用偽品抽換一些，真真假假，借此來欺世牟利。更有在沒有題款的肖像畫上，無中生有，瞎造一個畫家的名字，題在上面，就是為某某（如曹雪芹）畫的像，還拼湊一些別人的題跋附在一起。凡此種種，我們都要仔細觀察，去偽存真，還其本來面目；否則，鑒定失誤，會給學術(shù)研究帶來很壞的影響。

鉤描填墨。作偽者把紙張覆蓋在古代法帖或書法家的字軸、對聯(lián)上面，用細筆雙鉤描下來，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濃墨。這類偽品，初看很像，仔細觀察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筆鋒板澀，墨色沒有濃淡，整幅氣韻滯鈍，有的由于作偽者一時粗心，濃墨沒有填滿，還會露出細筆雙鉤的馬腳來。曾見清初吳山濤山水軸，作偽伎倆比較高明，題款即用此法。我們在明末倪元璐、清初王鐸等書法中偶爾也會碰到這類偽品。還有毫無根據(jù)的鉤描。曾見明代海瑞草書軸，胡鉤亂填，惡俗之至，就是這類貨色。
鉤描填墨是我國一種很古老的復制書法的方法，古代叫作“響拓”。流傳下來唐摹王羲之《蘭亭序》（神龍本）、王羲之世代家書《萬歲通天帖》等鉤描填墨的水平很高，這是“下真跡一等”的極為珍貴的文物，不能與偽品混為一談。

揭二層。把近代書畫在夾貢紙上的筆酣墨飽的作品，揭開來分為上層、下層兩張，利用下層紙筆墨滲透痕跡做假，參照上層紙原跡，添筆補色，再加蓋圖章，冒充真跡。這類偽品，紙面起浮毛，筆墨色彩也異樣，落筆處墨色重，行筆處墨色輕，星星點點，濃淡懸殊，總不太自然。還有些作偽者，利用稀絹本書畫后面的托紙（即“命紙”），經(jīng)過加工，以假充真。

時代風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約作用，為我們鑒定書畫創(chuàng)造了有利條件。只要我們把好時代風格關(guān)，大量偽品就在這道關(guān)口下露出了原形。
根據(jù)實踐經(jīng)驗，時代風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。唐以前傳世作品絕少，且不談它。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段落：宋、元、明前期、明中期、明晚期、明末清初（崇禎至順治年間）、康熙年間到乾隆年初、乾隆年初到嘉慶年間、道光年間、咸豐年間、同治年間到辛亥革命后、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、1949年至今。
時代風格由各個時代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匯總而成。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是共性與個性的關(guān)系，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共性，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(lián)系。個人風格不能脫離時代風格，同時也看到書畫家在歷史上的能動作用。明朝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中說：“山水畫至大、小李（唐朝李思訓、李昭道父子）一變也，荊、關(guān)、董、巨（五代荊浩、關(guān)同、董源、巨然）又一變也，李成、范寬（北宋兩位畫家）又一變也，劉、李、馬、夏（南宋劉松年、李唐、馬遠、夏珪）又一變也，大癡、黃鶴（元朝黃公望、王蒙）又一變也。”這里，既說明了山水畫從唐代到元代幾次重大變化，也指出了大小李、荊、關(guān)等14位畫家在畫風轉(zhuǎn)變過程中所作出的創(chuàng)造性貢獻。

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，簽名蓋章作為憑信的一種手段，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。鑒定一件書畫，辨認簽名比印章更為重要。不少偽品，就在簽名的筆法和書法藝術(shù)水平上過不了關(guān)。同時，還要留意書畫家的簽名習性，例如：元朝趙孟頫字子昂，他在書札上往往署名“孟頫”，繪畫上常寫“子昂”。元朝的黃公望號大癡道人，吳鎮(zhèn)號梅花道人，他們晚年常署別號，不寫姓名。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“文壁”，后來才改為“文徵明”。董其昌字玄宰，晚年往往書法上署名“其昌”，繪畫上常寫玄宰。明末清初藍瑛早期署款有時寫“錢塘藍瑛”，晚年則很少寫出籍貫。近代吳昌碩早年署款“吳俊”，黃賓虹早期署名“濱虹”，潘天壽早期署名“天授”，等等?？匆患?，凡是違反本人簽名習性的，就得考慮是否有偽造的可能性。審驗簽名，有時甚至可以作為判斷真?zhèn)蔚闹饕罁?jù)。例如北宋書畫家米芾的“芾”，下面是“巿”不是“市”，凡是寫成“市”的都是偽品。曾見清初肖像畫家禹之鼎人物軸，自署“金陵禹之鼎”。其實禹之鼎是廣陵（江蘇揚州）人，不是金陵（江蘇南京）人，一字之差，真?zhèn)瘟⑴小．斎?，我們不能單憑簽名來斷真?zhèn)?。例如前面提到的羅聘代筆金農(nóng)自題的《梅花冊》，不能因為簽名真而就認為梅花也是金農(nóng)所畫。無款《臨韓熙載夜宴圖》卷，就是因為上面有唐伯虎親筆題詩署款，而造成鑒定失誤。

還有些經(jīng)驗，如“宋人用筆重，明人用筆輕”，元人“變實為虛”，“明代枯硬，清多柔靡”，等等。這些并非專指某一位具體書畫家，而是前人從大量實物比較中概括提煉出來的心得體會。
初學書畫鑒定的同志，對一些聽了就懂的具體經(jīng)驗容易接受，對于概括性經(jīng)驗則感到難以捉摸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根據(jù)我的體會，鑒定一件書畫，概括性經(jīng)驗比具體經(jīng)驗更為重要。特別在浙江，碰到的大量是三以來的書畫，書法上受董其昌影響的作品為數(shù)不少，繪畫上“家家一峰，人人大癡”“南沿石谷，北仿麓臺”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。你要分辨出這是乾隆以前的，那是乾隆以后的，具體經(jīng)驗收效甚微，主要靠概括性經(jīng)驗。例如明末清初人寫出來的字往往氣勢磅礴，清朝前期的書法，受館閣體影響，就顯得格局拘謹；明末清初武林畫派格調(diào)蒼勁雄健，清朝道光年間的繪畫風貌清逸雋秀，味道是不大相同的。老太太看越劇，聽得多了，能夠分辨出這位唱得好，味道厚；那位唱得差，味道薄，甚至還能辨出各種唱腔的流派。書畫和戲曲都不能吃，但確是各有種種的味道，這些味道并不抽象，而是從多看多比較中得出來的，學習鑒定書畫并無捷徑可走，我們要在“鑒”字上狠下功夫，經(jīng)過反復比較，頭腦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的“樣板”，有了“樣板”，就能鑒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