遠(yuǎn)害。舊社會常有富貴人買古書畫，但不知真?zhèn)?，商人借此賣給他假物，假物賣真價當(dāng)然可以賺大錢。買者請人鑒定，商人如果串通常給他鑒定的人，把假說真，這是騙局一類，可以不談。難在公正的鑒定家，如果指出是偽物，買者退貨，常常引鑒者的判斷為證，這便與那個商人結(jié)了仇。曾有流氓掮客，聲稱找鑒者尋釁，所以多數(shù)鑒定者省得麻煩，便敷衍了事。從商人方面講，舊社會的商人如買了假貨，會遭到經(jīng)理的責(zé)備甚至解雇；一般通情達(dá)理的顧客，也不隨便閑評商店中的藏品。這種情況相通于文物單位，如果某個單位掌眼的是個集體，評論起來，顧忌不多；如果只有少數(shù)鑒家，極易傷及威信和尊嚴(yán)，弄成不愉快。
七、忘形。筆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畫，見到一件掛品，一時忘形地攘臂而呼：“真的!”還和別人強辯一番。有人便寫給我一首打油詩說：“立揚新令，真假一言定。不同意見人，打成反革命。”我才凜然自省，向人道歉，認(rèn)識到應(yīng)該如何尊重群眾!

容眾。一次外地收到一冊宋人書札，拿到北京故宮囑為鑒定。唐蘭先生、徐邦達(dá)先生、劉九庵先生，還有幾位年輕同志看了，意見不完全一致，共同研究，極為和諧。為了集思廣益，把我找去。我提出些備考意見，他們幾位以為理由可取，就定為真跡，請外地單位收購。后唐先生說：“你這一言，定則定矣?！辈挥傻糜|到我那次目無群眾的舊事，急忙加以說明，是大家的共同意見，并非是我“一言堂”。我說：“先生漏了一句，定則定矣之上還有我輩數(shù)人呢?！边@兩句原是陸法言《切韻序》中的話，唐先生是極熟悉的，于是仰面大笑，我也如釋重負(fù)。顏魯公說：“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葵丘之會，微有振矜，叛者九國。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，言晚節(jié)末路之難也。”這話何等沉痛，我輩可不戒哉!

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，在過去的文獻(xiàn)中，有的沒有記載，有的記載不夠真確，這樣，作品本身就變成了手材料，它能補充文獻(xiàn)的不足或糾正文獻(xiàn)的錯誤。
例如：有些書畫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(shù)水平，但在文獻(xiàn)上根本就查不到這位畫家，更談不上弄清他的字號、籍貫、生卒時間、藝術(shù)專長和主要活動了。這樣的例子是相當(dāng)多的。
又如：宋代趙孟堅（子固）的生卒時間，許多文獻(xiàn)記載為生于南宋慶元五年己未（1199），卒于元代元貞元年乙未（1295），97歲。有人對此有懷疑，但一直未能解決。1962年《文物》第12期，刊載了蔣天格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，推算出大約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，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(jié)論。我們根據(jù)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《水仙》卷詩，中有"甲子須臾事，蓬來尺五天"二句，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，即南宋景定五年（1264），時年65歲。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。

文史知識
歷代帝王年號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，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，往往起著相當(dāng)重要的作用。
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(jié)時，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，而是相互交叉的。某個皇帝死了，又換了個新皇帝，有的就改了元，即換了年號，也有些當(dāng)年并沒有改元，依然沿用舊的年號。例如：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，是萬歷四十八年（1620）七月死的，八月朱常洛（光宗）做了皇帝，改元泰昌，僅一個月就死了，九月朱由校（熹宗）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，直到下一年（1621）才改元為天啟。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，萬歷只有47年，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。又如：朱由檢（毅宗）是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死的，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。
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，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，均是符合邏輯的，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，則不符合邏輯，是有問題的。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，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，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。崇禎年號的書畫款，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，同樣是符合邏輯的，例如：楊鉉《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》卷的款寫為："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，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。"這是無可懷疑的。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，以為崇禎只有16年，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。

當(dāng)然，運用避諱進(jìn)行書畫斷代，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，例如宋代"玄"、"朗"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，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。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，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，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(guī)律的，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，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(guī)律，就有問題了。
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，此外，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，如米芾的《蜀素貼》卷中，前后有兩個"殷"字，一個缺一筆，另一個就不缺。這就要根據(jù)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。
同時，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，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，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。例如經(jīng)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(gòu)（高宗）所書的《臨古二體千字文》卷，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，文內(nèi)的字均避唐諱（諸如"淵"、"世"、"民"等字均被避諱），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。
總之，避諱的問題是復(fù)雜的，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，根據(jù)具體情況進(jìn)行具體分析，要依據(jù)不同的條件，靈活掌握。

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，所以比較細(xì)；嘉、道以后拖尾長，卷子就粗了。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，手法亦異。熟悉了以后，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、何地的裱工，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。
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，手藝相當(dāng)高超，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、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，仍能裝裱如原裝。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(jīng)裝裱后，如果懸掛或正視，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。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，則原形畢露。所以，如果遇到裱得很厚，或者裝在鏡框之內(nèi)的書畫，就一定要特別注意。
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，保留原裝裱，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(jìn)去。鑒別這類書畫，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?zhèn)瘟恕?br /> 曾經(jīng)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。一般人來看，確實是宋朝的畫，但仔細(xì)研究會發(fā)現(xiàn)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。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，組成了一幅新的畫，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，蒙了很多人?，F(xiàn)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，把古畫拼接、嫁接、挪位，很有隱蔽性。

收藏是一門藝術(shù)，文化收藏品可以陶冶我們的情操，提升我們的文化藝術(shù)修養(yǎng)。讓我們進(jìn)一步體會到收藏的境地。閑暇之余，約上幾個摯友、閑看庭前花開落，或領(lǐng)略古玩藏品的特風(fēng)范、或鄉(xiāng)村小鎮(zhèn)淘金;、古玩地攤尋寶、又或到博物館里取經(jīng)。總之，自由自在的流連于藍(lán)天白云下，欣賞著四季迷人的風(fēng)景，徜徉在藝術(shù)的海洋世界里，盡享美麗人生。
看古代字畫分五步
分別是紙、墨、彩、款和風(fēng)格。
紙張
明清兩代在山水的精神和意境方面已無能為力，在宋元的峰巔面前人們只有景仰和贊嘆。
為了挽回歷史的頹勢，董其昌打出了“復(fù)古”的旗幟。在一個過于強調(diào)筆墨和程式的時尚中，畫家們只有窮畢生的精力“血戰(zhàn)宋元”.

從顏色上講，明末清初出現(xiàn)的泥金紙為赤黃色，到清代后期，泥金紙變成了淡黃色。
清康熙至嘉慶，出現(xiàn)了一種粉箋和蠟箋紙，劉墉、黃易、梁同書等人常用，清末吳大溦則用日本紙作畫。
此外，紙還有大小尺寸的不同和新舊之別。一般講，早期的紙，尺寸較小，后期的紙尺寸越來越寬
對紙的質(zhì)料，紙的型制，還有絹和綾的各個時代特征要熟悉。
例如，清康熙、乾隆以來流行彩色粉箋、蠟箋紙，上面還描上金、銀花紋，只能寫字，不宜繪畫。
還有明末天啟、崇禎或稍后一段時間，流行一種素綾，在書畫上常用，尤其書法條幅用得多，到晚清時還有人使用。
對這些特殊的現(xiàn)象也要全面了解。關(guān)于紙、絹及綾，有作偽者常將紙、絹作舊見利

對于做舊與原舊要區(qū)別開來。原舊有一種自然老化產(chǎn)生的“包漿”光亮，而作舊是用顏色、茶水、臟水染舊，或油煙薰舊。
（一）絹，大約唐、宋的書畫都用絹，元以后用紙越來越多。用絹、綾鑒定書畫，僅從制作規(guī)格上看，極難區(qū)別其生產(chǎn)的年代.
如拿清康熙時的“貢絹”與南宋時的院絹比較，除新舊氣息不同外，形制方面幾乎一樣。故不能把它作為斷代的依據(jù)。
但絹的門面尺度和砑光卻有時代的不同。從傳世每幅絹的門面看，北宋初到宣和以前絹闊大都不超過60厘米。
宣和以來，則逐漸放寬，有幅畫軸闊至80厘米的，如趙佶《芙蓉錦雞雞》（幅81。5厘米）。
到南宋中期，已有一米以上門面出現(xiàn)，如李迪《楓鷹雉雞圖》，闊至105厘米。絹除門面外，還有砑光的問題。
從年代講，砑光絹到明末已有，絹地光亮而薄。至于用砑光絹作畫，到咸豐、同治以來的書畫中方能見到，此可用作為斷代依據(jù)。
（二）綾，傳世中有花綾和素綾兩種。前者唐貞元以后，誥（來+力）用花綾。
后者在明成化、弘治時沈周等人的作品見到。到天啟、崇禎時則廣為流傳。所見為王鐸、傅山等人的書法卷軸為多，但到了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見了。
絹、綾的單絲和雙絲不能作為斷代的依據(jù)，因為它們沒有明顯時代劃分。而絹綾精粗程度可為書畫的斷代提供佐證。